在日本的侦探作家之间，流行讨论侦探小说的艺术。其中有种论调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属于侦探小说，我称之为谬论。
所有的优秀文学都是对人这一存在的彻底追问，因此，它们往往会把思考引到犯罪及战争这类巨大的悬崖边上。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，犯罪或战争都是因人类追求而必然导致的结果，犯罪绝非侦探小说的专属。此外，在描写犯罪时，不论是将它作为人们达成目标的手段，还是为了调动读者兴趣、激发侦探趣味采用的展开形式，这些都是文学固有的技巧，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善用此类手法的高手。谷崎润一郎、芥川龙之介、佐藤春夫等作家尽管小范围内运用该技法，却也运用自如。基本上，小说中“后续如何”这类问题本身就带有侦探色彩，而伟大的小说家天生就掌握了此类技法，因此，他们当然比职业侦探小说家，从本质上更加领会侦探小说式技法的要点。
推理小说是一种享受推理过程的小说形式，莫如说与艺术之流绝缘的作品才是优秀作品。它是高级娱乐的一种，是解谜游戏，也是作者与读者的智力竞赛，除此之外，不做他想。
然而，日本虽有侦探小说，但几乎没有推理小说。[1]小栗虫太郎[2]等作家只是专注于模仿范·达因[3]作品中最差的那部分，浜尾四郎[4]和甲贺三郎[5]的作品也都缺少那种令人信服的推理和诡计，而这恰是进行以解谜为游戏的智力竞赛时所需要的。战争结束前的侦探文坛充斥着怪诞趣味，这种倾向也遗留至今，而推理小说依旧很少。
近代文学中，伏尔泰的《查第格》[6]或许是“业余侦探”的先锋之作，但表面上只是查第格运用侦探之眼发现了妻子的情夫，是一部虚无主义的产物，不是侦探小说。
虽说爱伦·坡是侦探小说的鼻祖，但从他到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，还处于推理小说的初期阶段。
柯南道尔之前的推理世界，已被吸收到当今日本的“捕物帖”[7]中。捕物帖中还未出现指纹或科学的鉴定手段，但已有柯南道尔作品中的推理和诡计手法，因此可以说柯南道尔是捕物帖的鼻祖，他的作品比推理小说更具有捕物帖性质。
今日的推理小说形式，始于加博黎奥[8]的勒考克侦探。从勒考克发展到《黄色房间的秘密》[9]的胡乐塔贝耶，推理小说现代式的框架及诡计的模式似乎已基本确定。但《黄色房间的秘密》过分追求新奇的诡计而显得不够合理，在说服力与合理性方面，可视为比加博里奥的勒考克退步了。这之后便是现代推理小说。
《黄色房间的秘密》也是密室杀人的鼻祖。虽然诡计简单，但也相对现实一些，犯人在罪行被发现之时，他已在上锁的密室现场。房门被打开时，犯人悬垂在门的内侧藏身，随后游览者到来之时，自己也装作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出现在房间中。
在范·达因的小说中，通过实施各种诡计构建出密室：设法利用细线或留声机，还有通过机关将凶器自然地隐藏在室外，这些手法在今日已成为常识，尤其在日本，似乎已被过度使用。
推理小说原本就是以发明新诡计为主要课题，并以此与读者进行智力竞赛。读者又在享受与作者智力竞赛时，随着对以往诡计的了解增多，对推理小说的兴趣也会加深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在掌握之前的诡计后，也会考虑自己创作推理小说向未来的朋友挑战。这就是推理作家诞生的自然顺序，这个新领域的世界由原本是业余者、爱好者的外行们所开拓。推理小说的妙趣在于不断挑战去发现新手法和新诡计，因此，它不可能像产卵般轻松做到。严格说来，侦探作家自然无法以职业作家身份从事创作。一旦粗制滥造，落入俗套，就会丧失游戏的妙趣。
范·达因也是从爱好者起步，抱着挑战的想法而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的，因此就像从素人作家从业余晋升到职业作家般，具有享受挑战乐趣的优点。顺便谈下，有些业余作家稚气未脱、卖弄学识，将读者引向迷雾中，这倒还算有趣。但他们的可悲之处在于文章拙劣且过于冗长。因此，一旦炫耀学问使作品失去轻快感，变得沉重无趣，业余作家的优缺点就会相互抵消，最终产生负面效果。以这种负面效果为主加以模仿，将这种沉重感与无趣感愈演愈烈的作家，便是小栗虫太郎。此种做法给日后的日本推理小说新人带来了主要的恶劣影响。
不过，这世上也并非没有天赋异禀的推理作家。有些作家无论创作数量如何惊人，也不失创意及说服力，让人沉浸于解谜游戏中。阿加莎·克里斯蒂[10]女士与埃勒里·奎因[11]便是此类作家。
谈及克里斯蒂女士那华丽多彩的天分，唯有惊叹。她的作品数量惊人，但每部作品都煞费苦心，诡计几乎不落窠臼，那轻快的转身总是让人惊叹不已。她的文章轻快简洁，解谜的妙趣贯穿始终，在揭开谜底时，几乎不会因不合理的解释而让读者失望。不过，克里斯蒂女士有种女性的写作偏好，那就是绝不让优雅的美女成为犯人。一旦知晓她的这种偏好，解谜就会变得很容易。
一般认为《罗杰疑案》是克里斯蒂女士的代表作，但她绝不是以一两部作品就能概括的愚笨之人，除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《三幕悲剧》之外，还有无数的杰作。特别是《暴风雪山庄》[12]，通过出人意表的诡计，营造出轻妙卓越的氛围。作为一部为推理小说的诡计开辟新天地的作品，我想这部作品可以成为大家的必读书目之一。
没有比《暴风雪山庄》的诡计更平凡的了。尽管它在现实中最为可行，也没有奇奇怪怪之处，但恐怕所有读者都会看漏这一诡计。或许当读者读到案件真相处，会对过分的理所当然大吃一惊，在证据确凿的合理性面前瞠目结舌、大惊失色。不过，在阅读过程中，人们对于悠然铺陈的诡计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注意到的。这种诡计的模式，或应作为推理作家的最佳范本。
奎因亦是继克里斯蒂女士之后的天才，他文笔轻盈，解谜游戏的妙趣贯穿始终。不仅作品高产，还是位少有劣作的才子。在诡计与推理的信服力及合理性上，奎因还是比克里斯蒂女士略逊一筹。很多情况下，他并不给读者决定性的证据，结构上也缺少确实性。多数情况都是“即使某人是犯人也不会感到意外”，读者只能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。
除了这二人，余下作家似乎天分不足。很多情况下，他们偶有一两部杰作，但其创作生涯中却劣作居多，作品缺少合理性，读到解决部分后无法令人信服。真相大都意外，但他们的作品中缺少关键要素，即合理的意外，让人信服的意外。推理小说的解决部分必须让人意想不到，但不合理的意外却毫无意义。若是不合理的意外，哪怕再愚笨之人，都能理所当然地制造出出其不意的效果。
弗里曼·威尔斯·克劳夫兹[13]的作品就其推理小说的形式而言，是很有特色的，但除了《谜桶》这类的名作外，劣作居多，作品中会出现不合理的意外，以及无法预测的大集团犯罪，且不予以暗示。作为解谜游戏，到最后似乎总让人失望。
约翰·迪克森·卡尔[14]也是过分追求意外，而导致不合理之处过多。《三口棺材》不及格。
以单独的杰作来论，克里斯蒂女士、奎因、范·达因的众多作品暂且不论，就只能想到《箭屋》《航船谋杀案》《帆船下的死亡》《红发的雷德梅茵家族》这几部作品。虽说我的阅读范围内也会有十来本好书，但读一百本，也就只有两三本不会让人失望。这些世界知名作家的作品，尚且如此。
在日本，横沟正史[15]出类拔萃，他身为作家的能力，能让他轻松进入世界十佳。尤其他的《蝴蝶杀人事件》堪称杰作，二战后的作品中也少有拙作。最无趣的作品当数《本阵杀人事件》，却力压《蝴蝶杀人事件》获奖。把奖项颁给《本阵杀人事件》的侦探作家俱乐部的愚蠢行为，或将载入史册。
《蝴蝶杀人事件》十分精彩，作品中往返于东京与大阪之间的华丽连环计，值得特别提及，故事展开也精妙绝伦。把谎称为晕船药的毒药交给将行李箱运至东京站的友人，在此轻巧布下诡计，至结尾的处理都巧妙至极，大快人心。
若要说些不足，那便是犯人志贺在大阪的酒店犯下第二起杀人案时，他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，便用绳子扭住尸体，待绳子回复原状后尸体掉落街上，他利用这段时间下楼梯。然而，比起这种诡计，单纯地杀人后装作若无其事，反倒更安全。如此一来，何时杀的人，案发时在哪里，应该几乎无从得知。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大费周章，反而会增加被发现的风险。因为事后要面临整理绳子的风险，也很辛苦，这么做不引人注目才怪。
我指出这一点，并不是对《蝴蝶杀人事件》吹毛求疵。《蝴蝶杀人事件》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华丽连环计，充分地弥补了这点不足。
但在日本新人作家的作品中，类似这种瑕疵的不合理及不完备的诡计过于醒目。他们过于玩弄机关，却没有使用的必然性，只是玩弄而已。上述行径将把自己置于险境中，但他们却完全忘了考虑这些。不可能有那么愚蠢的犯人！
所有的诡计都必须存在必然性。无论怎样冒险，但如果疏于机关的布置，罪行就会被看穿。基于这个无回旋余地的理由，必须花心思玩弄机关。
在《罗杰疑案》中，犯人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而使用了留声机，那就需要冒险取回它。而执行这一手法需要不少时间，五分钟左右的偏差就可能导致诡计被识破。诡计总是伴随着风险。如若没有对此了然于胸却仍须铤而走险的必然性，便毫无意义，在解谜游戏的合理性上便丧失了资格。
推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净是些富豪、政治家、女演员、知名运动员等名人，鲜有无产者被杀害的案例。因此，就导致出现了“推理小说不过是有闲阶级的玩物”这类一知半解的见解，他们的思维也被局限在“大多数的犯罪动机是情色和欲望，穷人作为被害人的动机不足”等层面。谜题的布局空间变窄，解谜游戏所需要的复杂情节也会减少。为了把谜题变得复杂，就一定要设定个主人公，而他应是身边谜团环绕，且与多方有众多瓜葛之人。同时还要设定一个被害人，此人从多重角度看都有被杀害的可能。
因此，谈到推理小说中会出现巨大邸宅的示意图这件事，虽说巨大邸宅这一设定蕴含着“埋下谜题”的要素，但那不是主因，最重要的目的基于以下要求：主人公如若不是住在这般豪宅中的阶级，便无法将推理小说中的谜题复杂化。
此外，倘若推理小说以广阔的地域为舞台，就会使不熟悉该舞台地域的读者兴趣减半。例如在《三幕悲剧》中，推理的关键在于法国某小镇到另外一个小镇的距离，两者南北相距甚远，是否能够做到当日往返。对于没有地理环境及交通系统条件相关知识的读者而言，由于书中对此并未予以暗示，所以即便读到解决处，也无法令其真正地信服。
还有，在《暴风雪山庄》中，其诡计的出类拔萃处虽如上文所述，却也有一个缺点。那便是以下暗示并未交代：如从山庄所在地到杀人现场之间的距离，地形如何，如若滑雪可以短时间到达，等等。
因为是作者自己所熟悉的地形，所以会容易自以为是。不过，在给读者提供足够的暗示基础上，更必须要有充分的考虑、完整的结构及精妙的诡计，如此才能让读者从容不迫地享受解谜过程中的智力竞赛。
《Y的悲剧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，倘若将手触及的高度及香草的气味都算上，勉强能描绘出犯罪少年的形象，但仅把这些当作暗示也太过模糊，我希望作者能够事先给读者更明确的提示，多做些让读者信服的准备和结构安排。作者应在少年成为犯人的动机、看过他人备忘录后作案等关键之处给出提示，必须要有竞争解谜的结构妙处。倘若作者有“如果给予暗示，读者不就一下子知晓犯人了吗”的想法，是写不出杰作的。挑战的妙趣就是既给予读者所有提示，又能迷惑读者。而作者的骄傲及执笔热情就在于利用巧妙的机关，在这场大冒险中欺骗读者，如果不提供足够的暗示，就让读者猜犯人是谁，将会失去成为杰作的首要条件。
基本上，推理小说在解决篇之前都不能交代所有物证。或许有极为罕见的情况，但几乎不可能提供物证作为暗示。虽然暗示都是环境证据[16]，但不可以出现“AB均可”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。如果出现类似“ABC都有可能，连D也可以”的情况，所呈现的环境证据越含糊不清，越可断定这部推理小说是失败的。
也就是说，既要明确给出让人一筹莫展的环境证据，又要巧妙布局，从容不迫地迷惑读者。
总的来说，能符合上述条件的当数阿加莎·克里斯蒂女士了。她技艺超群，实在是出类拔萃的大天才。
不过，横沟正史虽不顾病体创作出大量作品，但作品中却少有很大的瑕疵。虽说也能看出作者为了合乎逻辑而煞费苦心，但其诡计与暗示的华丽程度，即便在外国也实属罕见。例如，在《狱门岛》中，倘若只让和尚成为犯人，便太容易被识破。于是作者设计了三个犯人，他们每人犯下一起命案。此处虽出人意料，却也有些牵强，但借由三句俳句的杀人手法很华丽，理应受到极力推崇。
我认为横沟君不仅有能力跻身世界十佳，更能位列五佳。他并非纯粹的推理小说作家，作品中的怪诞趣味及抒情趣味虽会减少解谜游戏的妙趣，但有时也会派上用场，让谜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在我看来，抒情与怪诞趣味都不可取，但即便因此有所折损，他仍才华横溢。只是之后再无推理作家沿袭。
高木彬光[17]与岛田一男[18]两位新人均为纯粹的推理作家，就作品中无怪诞抒情趣味这点来看，他们未来可期。不过，两人目前最大的缺点就是极力营造氛围。大多作家在文笔稚嫩时，即便是纯文学创作，也都会很想营造氛围。因为文章拙劣，更会让读者退缩。然而，随着作品的成熟，作者也会逐渐自己意识到这一弊端，因此并不算致命缺点。构思文章时，无须努力营造氛围，所以请舍弃这一做法。横沟君在文章中设法营造氛围的倾向也很强，但因他文笔强劲有力，不会出现纰漏，仍有可读性。二战结束前，横沟君的文章拙劣，净是些偏好营造氛围和离奇情节的作品，不值一读。但二战后他的成长却让人刮目相看，差别大到让人吃惊。经过长年积累，能有如此长进，着实值得尊敬。这也给后人以勇气。
横沟正史喜欢营造氛围是性格使然，但高木和岛田二人似乎并非如此，所以他们最好干脆舍弃对氛围的渲染，学习克里斯蒂女士那简洁轻妙的文笔。克里斯蒂于我而言也是老师。
此外，名为川岛郁夫[19]的新人文笔轻妙，诡计的构成虽无新意，但缺点较少，很有前途。他似乎最有能力。
侦探小说的抒情派和怪诞派里，也涌现了大坪砂男[20]、山田风太郎[21]、宫野村子[22]、香山滋[23]等新人，但他们并不是纯粹的推理小说作家。
纯粹的推理小说是解谜游戏，以构成的复杂性为主要条件，因此，在短篇中无法体会到推理小说的妙趣。即便以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天赋，也无法在短篇推理小说中令读者沉醉其中。
在短篇可读的推理小说中，柯南道尔的写法堪称最高水准，终归还是捕物帖的推理模式更适合短篇。捕物帖作为完篇小说[24]，当然会受到读者欢迎。推理小说通过复杂的解谜呈现出作者与读者的智力竞赛，如果不是长篇，就不可能施展这份魅力。
尽管以小说为名，但不去谈文学或艺术这类麻烦事，推理小说作为最高级的娱乐品，众多天资聪颖之人极力鼓励大家参与其中，来享受解谜游戏的乐趣。
如果大家都能感受到解谜游戏的乐趣，就定会自然而然地燃起勃勃雄心：鄙人可要设法钻研新诡计，向未曾谋面的朋友发起挑战了。除非具有克里斯蒂、奎因、横沟正史般的天资，否则即便成为职业作家，也会旋即走入诡计的死胡同，只会陷入陈规俗套。因此，我更推荐大家在业余时间享受发明诡计的乐趣，不要想着去当职业作家，作为爱好专注此道。此外，仅就推理小说而言，合作更易诞生名作。合作能够规避想法片面的缺点，从多角度观察与建构，诡计也会更成熟，就不会存在容易落入俗套的问题。“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”这句话，放在推理小说中再合适不过。
坂口安吾
《新潮》第47卷第4号，1950年4月1日
注释
[1]推理小说是以推理破案为塑造形象和推动情节的主要手段，并且构成故事的主要框架的侦探小说。侦探小说并不都是推理小说，分案件侦破为主和推理为主。
[2]小栗虫太郎（1901—1946），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“变格派”作家。代表作有《天衣无缝的犯罪》《白蚁》《恶灵》等。
[3]范·达因（1888—1939），欧美推理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，创作了推理小说写作的“范·达因二十则”。代表作有《班森杀人事件》《金丝雀杀人事件》《格林家杀人事件》等。
[4]浜尾四郎（1896—1935），以法律型侦探小说闻名。代表作有《杀人鬼》《铁锁杀人事件》《平家杀人事件》等。
[5]甲贺三郎（1893—1945），是日本推理文学发展初期的多产新锐作家之一。代表作有《琥珀烟斗》等。
[6]《查第格》，法国文学家伏尔泰（1694—1778）的中篇小说，写于1747年，通过主人公查第格的人生经历，展现了充满哲理但又虚实交融的世界。
[7]捕物帖，亦作“捕物帐”，名捕故事。以江户时代为舞台，捕吏为主人公，描写他们的故事的小说名称。
[8]埃米尔·加博黎奥（1832—1873），19世纪法国小说家，他将复杂的家庭悲喜剧写成侦探小说，获得巨大成功。1867年创作了《勒考克侦探》。
[9]《黄色房间的秘密》，法国作家加斯东·勒鲁于1907年创作的小说。该书是推理史上第一部密室杀人长篇经典，被誉为“不可模仿、不可超越的推理小说杰作”。成功塑造了喜欢冒险的年轻记者胡乐塔贝耶的形象。
[10]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（1890—1976），英国女侦探小说家、剧作家，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。代表作品有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和《尼罗河谋杀案》等。
[11]埃勒里·奎因，美国推理小说家曼弗雷德·班宁顿·李（1905—1971）和弗雷德里克·丹奈（1905—1982）表兄弟二人使用的笔名，他们开创了合著推理小说的先例。代表作有《罗马帽子之谜》《希腊棺材之谜》《X的悲剧》《Y的悲剧》等。
[12]日译名为《暴风雪山庄》，中译名为《斯塔福特疑案》。
[13]弗里曼·威尔斯·克劳夫兹（1879—1957），爱尔兰著名侦探小说作家。1919年创作了首部侦探小说《谜桶》，成为侦探文学上里程碑式的作品，确立了写实派侦探小说。
[14]约翰·迪克森·卡尔（1906—1977），美籍推理小说家。和埃勒里·奎因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并称“黄金时期三巨头”。他独以密室题材的构思见长，故有“密室推理之王”的美誉。代表作有《三口棺材》《犹大之窗》《歪曲的枢纽》《燃烧的法庭》等。
[15]横沟正史（1902—1981），日本本格派推理作家。横沟正史以金田一耕助为侦探角色的系列侦探小说而闻名。著有《女王蜂》《八墓村》等推理名作。
[16]环境证据（也译为“情况证据”），是指通过推理可与事实结论联系起来的证据。
[17]高木彬光（1920—1995），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，与江户川乱步、佐野洋、森村诚一和横沟正史并称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，主要作品有《破戒裁判》《检察官雾岛三郎》《零的蜜月》等。
[18]岛田一男（1907—1996），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，代表作有《杀人演出》《社会部记者》等。
[19]川岛郁夫（1953— ），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，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世文学，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。
[20]大坪砂男（1904—1965），作家、剧作家。其作品全部为短篇，类型主要是侦探、怪奇小说。代表作有《浴池》《私刑》等。
[21]山田风太郎（1922—2001），小说家。被誉为“日本的金庸”，著有《眼中的恶魔》系列等作品。
[22]宫野村子（1917—1990），小说家，1938年发表短篇处女作《柿子树》。1949年，发表了被后人誉为“战后女性推理作家第一杰作”的中篇本格名著《鲤沼家的悲剧》。
[23]香山滋（1904—1975），小说家，作品的题材多与生物学或地理学有关联，其中更不乏神怪和幻想类型的探险小说，代表作有《海鳗庄奇谈》《蜥蜴之岛》《蜡烛贩卖》《风船贩卖》等。
[24]杂志的小说等，不连载而一次刊登完。